一. 简介

地处中东的黎巴嫩虽然地小人少，但历史却非常悠久，自古就扮演着丝绸之路的重要角色，连接着东方与欧洲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随着2017年中国与黎巴嫩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黎巴嫩的现代世界日益进入了国人的视野，而电影则在其中扮演了两国交流的重要媒介。2015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电影展映板块策划“丝绸之路”影展单元，之后又创办了“一带一路”电影周、成立“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启动“一带一路”电影巡展等活动。随着这些“一带一路”的电影举措，黎巴嫩的优秀电影不仅进入上海国际电影节，并且登上中国银幕，受到了中国市场的热烈欢迎。其中，2018年的《何以为家》就是一次成功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电影交流的实践范本，值得关注探讨。

2019年4月29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的《何以为家》（原名Capharnaüm）赚足了观众的眼泪，赢得了口碑、票房双丰收。该片主要讲述了生活在黎巴嫩贫民窟的12岁男孩赞恩的悲惨生活以及他起诉自己父母的故事。

《何以为家》的原名为《迦百农》，迦百农是混乱、失序的代表，也是导演娜丁·拉巴基对影片所发生的地点——贝鲁特贫民窟的环境写照，她说，“这是地狱，这里充满混乱”。电影开篇有一段黎巴嫩贫民窟的鸟瞰场景：灰暗脏乱的房顶上用废弃轮胎压着一张张防雨布，房子之间是胡乱拉扯的老旧电线。几个镜头便彰显出故事发生地的混乱与失序。而紧随其后的是一群贫民窟小孩抽烟斗殴的画面，是比表象更苦难与绝望的人群。

“真实得如同一部纪录片”是许多人的观影感受。导演花了三年时间进行田野调查，进贫民窟、拘留中心、少年监狱，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对其最直观真实的印象。启用非职业演员也让电影有了未经修饰的真实感和原生感，他们带着自己的故事融入其中，每一个表情和动作都源自于现实生活的真实表现。导演娜丁评价说：“他们不是在表演，而是在表现自己真实的人生”。

二.人物

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赞恩始终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穿着一成不变的衣服和拖鞋，家里所有的孩子挤在一张起球的地毯上睡觉，刚进入青春期的妹妹萨哈就要被迫嫁人。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难民泰格斯特捡回客人吃剩的蛋糕给孩子过生日，且因为没有身份只能偷偷养育尚处于哺乳期的儿子

（一）赞恩：

1.    少年老成，过早的褪去了孩子的天真，拥有不与其小身体相符的成熟气质。

2.    单纯善良，拥有对知识、对母爱和美好生活的渴望。

3.    灾难中挣扎求生的一个贫苦家庭里的孩子，他映射了整个灾民世界的苦困，他的不幸遭遇也映射了战争和愚昧无知所带来的对儿童的压榨和束缚。

（二）拉希尔（母亲），约纳斯（弟弟）

在拉希尔的身上，赞恩看到真正的母亲应该有的样子，她让赞恩感受到了母爱。与赞恩的父母形成对比，体现了贫穷并不是父母不爱、不养孩子的理由。赞恩的人生灾难不是别人造就的，是其父母的麻木、愚昧无知。

（二）赞恩父母

三.主题

1 难民问题与身份认同

电影中一系列对难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让难民问题再次深深刺痛了所有人。赞恩在家里找不到身份证，才知道自己是“黑户”，妹妹萨哈怀孕大出血却因没有证件而被医院拒收。泰格斯特拼命打工赚钱只为不停地买假身份证以能继续拥有工作，赚钱为了买假证，买假证是为了继续赚钱，这本身就是个悖论循环。影片展现的是一群没有身份的边缘人，他们跳脱出原来生活环境中的纷飞战火后又陷入另一个身份困境的泥潭——不被接纳不受认可的泥潭。赞恩的父亲瑟利姆说：“我们这种人究竟是死是活又有谁会在乎呢，我们就是虫子，社会的寄生虫。”何以为家？以何为家？这群边缘人背后是战乱，脚下是混乱，眼前是黑暗。在影片的最后，赞恩在拍摄身份证照片时露出了全片中为数不多的微笑，导演用定格的方式将这笑容留存，此时的赞恩终于拥有了身份。而实际扮演者赞恩·阿尔·拉菲亚在电影播出后受到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全家人移民挪威。赞恩小家的难民问题得到了解决，身份困境成功消解，赞恩是幸运的，但在赞恩身后还有千千万万个有着相似境遇的难民，他们的问题又要何时才能彻底解决呢？

知识拓展：

资料显示“目前有近708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这一数字是20年前的两倍，比一年前增加了230万，相当于泰国和土耳其两国人口数量的总和”。难民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得到有效解决，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不接纳难民，有违人道主义精神；接纳难民，又有损本国公民的切身利益。当前，国际社会处理战乱难民的主要方式有遣返、融入本土和第三国安置，而这三种方式并未触及难民问题的根源，无法有效解决全球性难民问题，难民的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推动难民问题的真正解决还需从手段和根源两大途径入手，在为难民提供救助和妥善安置的同时，还需制止国际侵略扩张行为，结束种族主义统治，实现各国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好愿景。伴随着难民问题的还有难民们身份认同的困境。

2 家庭教育与儿童权利

影片中出现了很多让观众看来不可思议的家庭教育方式。赞恩的父母无暇照顾小孩就将其用链条拴住；监狱里的大儿子做着倒卖水的勾当，却被母亲表扬说“你真行啊！卖的比肉还贵。”所有的小孩睡在破旧的地毯上；11岁的妹妹被父母强行嫁给房东，只为保证自己的住处；母亲同意赞恩上学不是为了让他接受教育，而是想让赞恩在学校吃饭以节约家里口粮，甚至还能带回食物养活一家人。这不是演员的剧本出演，而是一个贫民窟家庭的真实写照。赞恩一家的教育方式是整个黎巴嫩甚至整个难民社会的缩影，瑟利姆在法庭上绝望地反驳道“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这才让观众明白，令人错愕的畸形家庭教育模式其实是难民们一代代传下来的，赞恩拖着“黑人弟弟”约纳斯在街头艰难维生时，也曾为了不让他乱跑将他的脚拴起来，也曾给他喂没有冲泡的干奶粉，一切的场景和动作都是这么熟悉，赞恩在不知不觉中打下了那个令他厌恶的原生家庭的烙印。因此，娜丁·拉巴基探讨的绝不是一个家庭的悲剧，而是整个黎巴嫩社会的悲剧，整个难民社会的不幸。

3社会制度的不公和战争

电影中痛苦循环的本质是整个黎巴嫩社会制度的不公和战乱。。导演将大部分目光放在失语儿童的身上，让处于第三世界底层的失语儿童发声，用孩子的视角来观察这个成人社会。采用低镜头的拍摄手法来模拟孩子的目光，周围是宽阔杂乱的街道和高大压抑的建筑，仰视角的成年人也显得更具有权威性，仿佛是世界的主宰。儿童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赞恩认为只要移民到瑞典，就算从阳台往下尿尿也没人会管，也正是这种儿童视角带给观众更大的心灵冲击，重申被忽视的儿童权利。但在法庭上，导演又将镜头从儿童视角转到父母身上，让他们吐露自己的艰辛与不易，正是这种对儿童视角的合理把控让观众明白一切悲剧的根源并不在这对父母身上，根源又回归到贫穷与战争。

知识拓展：

早在1989年11月20日的第44届联合国大会上就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儿童权利公约》，这一共约主要建立在四项基本原则上：无歧视原则；儿童的最大利益；确保儿童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完整；尊重儿童意见。再来反观影片中的儿童，他们的生存权、发展权、被尊重权都遭受了最大限度的践踏，“战争创伤、种族创伤、社会创伤、家庭创伤”无一例外地压在他们身上。在这种生存条件下，儿童是失语的群体。

4第三世界的生育困境

赞恩将父母告上法庭的理由是“因为他们生下了我”，他的希望是“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细观赞恩的原生家庭，里面有一对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抚养孩子，却依旧在不停生育的父母，他们认为孩子是自己的“脊梁骨”，别人说“应该多生孩子”，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男孩长大后就能养家糊口，女孩长大后就能嫁人赚钱，孩子沦落成家庭工具。看到这里，我们会谴责会谩骂，会斥责这对无能的父母。就像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的一句名言，“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但紧接着，导演将视角从赞恩身上抽离，落到这对贫困的父母上，赞恩的母亲在法庭上声嘶力竭地辩解：“想象一下给孩子喂糖水，因为没有别的可以喂，为了让孩子活，我愿意犯下千罪，他们是我的孩子，没人有权批评我，我是我自己的法官。”他们也在得知萨哈死亡时痛苦地落泪。电影表面上在谴责这对只生不养的父母，但是听完他们的自白后发现影片想表达的绝不只是这些。生活的窘迫让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脾气和耐性，他们儿时成长的环境和赞恩如出一辙，父亲利瑟姆说“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所有的“习惯”让他们对眼前的悲哀麻木不仁。

四．视听语言

“我要起诉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

——赞恩.艾尔.哈吉

《何以为家》这部电影，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采用纪录片纪实的方式，向观众真实呈现了战乱地区的生活。就连剧中的演员都是非科班出身，力求达到真实的表演效果。那么，导演是通过哪些方式把这种真实的情绪体验，准确传递到观影者的内心深处呢？

（一）手持长镜头的纪录片拍摄手法

影片一开头以街道上空以及街道孩子嬉闹交替的方式，用近景镜头带我们走进人物的世界。大面积全景式破败不堪的居民楼、垃圾废水充斥的狭窄街道、吞云吐雾中拿着烂木板拼凑出的玩具“枪”打闹的男孩，向观众展示了一个贫民窟的混乱景象。导演在影片中大量使用手持长镜头拍摄，借助自然的光影色彩，以此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呈现现实生活的真实。这类偏向于纪实性的叙事手法最大程度的展示了明朗化的大环境，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观众的代入感。影片中涉及推搡、打斗和奔跑的画面也大多是用长镜头来表现，这种独特的镜头跟拍手法，再配合着肩抗摄像机那晃动的运动镜头，无不渲染出一种因为战争而导致的动荡混乱。这种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会让人感到一些不舒服，但却是导演想要表达的一种混乱和无序感，让观众深切体会到角色的绝望和无能为力。

（二）鲜明却又克制的“对立”镜头

影片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是贫民窟街道上两栋破旧的楼房中间竖立着醒目的十字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信仰都没有倒塌。比如赞恩的母亲用神的名义起誓却言而无信，在去监狱探视侄子的时候，认为能和兄弟关在一起就是“真主保佑”。在去探望赞恩的时候说神又赐给他一个孩子，直接让赞恩很崩溃。我们看到的大量镜头都是停留在赞恩瘦小的身体上，一个12岁的小男孩身上呈现的成熟和坚韧跟他矮小瘦弱却发育不良的身体形成巨大的反差。赞恩在游乐园中随着摩天轮的上升，镜头由近及远看到的是一栋栋破旧的矮楼房顶，密集又拥挤，而随着摩天轮升到空中，镜头随着赞恩看到的则是静谧的海面和美丽的日落，与这座城市密集的贫民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强烈的反差更加衬托出美好的生活对于赞恩来说距离非常遥远。

（三）对儿童视角的合理把控

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是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导演通过儿童目光的观察和透视，表现与儿童感知发生联系的那一部分现实景观，更易于揭示成人难以体察到的生存世界的面貌。整部影片基本都是以儿童视角来观察整个世界，采取低机位拍摄。这样，低矮的贫民窟显得高大，狭窄的街道也显得宽阔，纷乱的市场也显得更为复杂和危险，监狱的牢房也显得更可怕。电影仅在赞恩同父母对簿公堂的情境中稍稍拉离了孩子的视线。当律师在对赞恩父母指责的时候，他们充满绝望地反驳，把“我们错了吗”这个问题抛给观众，观众瞬间抽离孩子的视角，明白了悲剧的根源绝不仅仅是这对薄情的父母。

（四）色彩趣味

     在色彩方面，导演也花了一些心思，赞恩穿着蓝色的外套，红色的裤子，永远乱糟糟的头发，忧郁的眼神，麻木的表情。可以看出导演在人物命运的表现上，努力丰富了人物的常态化形象。蓝色这样的冷色调，在电影中通常象征的忧郁、自由和沉重。红色作为蓝色的互补色，往往象征着热情、危险、反抗和爆发，两种主色调，对立却又统一，二者融汇，体现了人物对生活的无奈却又无力改变的沉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