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介

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人生》作为吴天明导演为数不多的精品之一，在当代学术界，仍存在着精心解读的价值。时至今日，我们重新审视《人生》，发现该片中命运色彩极其浓厚，本文通过分析研究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旨在揭示出人生命运的荒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进而说明人物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悖论。

二.主题

（一）运的荒诞性

《人生》一片与加缪的《西西弗的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西西弗被罚将石头推向山顶，每次即将到达顶峰的时候，都会自动的滚下来，正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巧珍、黄亚萍。高加林的事业眼看着就飞黄腾达起来，却被人的一状打回了原型，巧珍眼看着得到了心爱的男子，却被黄亚萍夺了去，而自己却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人，黄亚萍眼看着要跟自己心爱的男子一起回南京，却又落空，可以说他们就是西西弗，他们的命运充斥着西西弗式的荒诞感。《人生》中，人物的命运被一种超自然力量所主宰，人物越是努力抗争，梦想越是被粉的破碎，人物是渺小的，客体是强大的，人在强大的命运操纵者面前是十分无力的，正如卡夫卡《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无论他做出多大努力，终究都是徒劳，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由于高高在上的、强大的他者对世间万物命运的主宰，人的努力或者对自己不堪命运的抗争一开始就被注定是徒劳的、虚妄的。

(二)命运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个体生命的命运发展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无数个偶然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偶然性恰恰带有必然性的色彩。这一思想在影片《人生》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影片中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三个主要人物，甚至包括老大爷，他们的（爱情或者事业）命运发展大起大落，最后终究归于原点、归于徒劳。起伏的命运轨迹留给他们的只有悲痛的人生体验，而在这一过程之中，那些偶然性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地位。首先从高加林的事业说起，一些社会性偶然因素如“官员的儿子高中毕业了”、“叔叔成为劳动局长了”、“被官二代的女儿看上了”等在高加林的事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看似偶然性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社会的缩影，它们的出现也带有了一种必然的色彩。社会性偶然因素亦决定了人物的爱情命运的发展轨迹。同样，“官员的儿子高中毕业”使其成为农民，也正是这一点促使巧珍打消了与高加林的身份顾忌，从而有了向心爱的人表白的勇气，这时巧珍的爱情起步。“叔叔返乡并成为劳动局长”是巧珍开始面临失去加林的面危险，这时，巧珍的爱情跌入谷底。“被官二代的女儿看上了”使巧珍的爱情彻底死去，也导致了她不幸福的婚姻生活，这时她的命运彻底跌入谷底。然而，这些因素并不偶然，显然它们是某种不良社会风气，强大统治力量操控的必然结果。而弱小的个体生命在此面前毫无抗争力，只能任由他者的摆布，这亦是命运荒诞之所在。

(三)理想与现实的悖论（农村知识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遭遇现实的压迫）

由于路遥的小说多写城乡结合部的生活，所以改编后的电影《人生》的活动场景置于高家村和县城两地，但那十多里地的相距却是两个不同的生存空间。高家村人烟稀少、资源贫乏，除了走出一个高局长，其他的村民在县城张克南母亲眼里，都是“臭烘烘的乡巴佬”。土生土长的高家村人，就与县城里的市民构成了一种身份对立。一旦以高加林为代表的底层群体，表现出对所谓“上流社会”的生活、工作甚至爱情的挑战后，马上便会引来他们的愤怒与反抗(电影里的高加林和张克南母亲，就有这几种冲突，“掏粪”情节里的第一次冲突，高加林当记者特别是“抢”了儿子的女朋友后，是最大的冲突)，这种反抗不管是否符合道义，都充满着“仇恨”，后来的底层文学如出一辙，“揭示城市人(包括城市底层)对进城农民的歧视与敌意，则成为一种普遍主题。”虽然高加林进城的方式不妥，但如何突围城乡二元对立这一围城，却是电影展示给我们的深层问题。同样是高考落榜，“农村户口的同学都回了农村，城市户口的纷纷寻门路找工作。”因此，进城后的高加林的事业失败，进而情感失败，便是命中注定，只有思想解放、经济发展、户籍松动，才不会导致更多高加林、刘巧珍悲剧的存在。

正如路遥在改编后所言，“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城乡二元的杀伤力足够强大，进城后的高加林很快就把自己等同于单位里的正式干部，说话的姿态、语气、气质都与此前不一样，因为“人对一定单位部门的依附性使人们具有某种确定的身份归属”。。电影里有两个场景是发生在高加林的窑洞里，刘巧珍与他交流，他躲躲闪闪，担心隔壁的领导听到，怕影响不好；而黄亚萍和他交流，他可以慢条斯理，这其实就是一种身份的错位。这种思考在当时的《假如我是真的》《本次列车终点》((绝对信号》等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人生》的改编就具有深刻的指向。所以，吴天明在谈论《人生》时说，这个故事要表现比爱情更深的东西，它要让人们领悟到，只有消除我国现存的三大差别，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实质。因此，路遥在高加林以及后来的孙少平身上，都表达了一种底层跨越现实的艰难和期盼。

（四）道德批判

《人生》还将道德评判介入了电影影像。《人 生》里对高加林的道德拷问，对刘巧珍的道德慰藉，还 有对马占胜、高明楼、张克南母亲的道德鄙视以及高玉 智、高玉德、德顺爷的道德称颂，总是浮现于受众眼 前。其中对高加林的道德审问，是建立在对刘巧珍的道 德关怀为基础的。吴天明说： “刘巧珍也是我心中的、 陕北人心目中的理想女人。陕北人编的顺口溜就是‘娶 婆要娶刘巧珍’。”刘巧珍是个聪明而又多情的姑娘， 小说中写道，刘巧珍“并不是那种简单的农村姑娘”。 在与高加林的交往中，除了追求高加林、向高加林表白 那一段是主动性外，其他一直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是 非常自卑的， “但她决心要选择一个有文化、而又在精 神方面很丰富的男人做自己的伴侣。”所以电影《(人 生》里，赶集回来的巧珍乘着夜色作了一番告白： “你 当教师的时候，我不敢想，如今你也成了农民，我和 你……”由此可见，刘巧珍只有在高加林做农民后才认 为他们是平等的，其实她不知道他们俩在理想、视野等 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从一开始就会分道扬镳。当然，也 有评论者认为路遥是因为初恋失败以及生活的不如意， 所以就把刘巧珍比作了自己。。 康德说过，道德定律值得一生坚守， 《人生》也 试图在阐述这一道理。高加林进城后抛弃刘巧珍无疑应 该遭受谴责，因为高加林违背了传统道德，德顺爷说他 是一根豆芽菜，悬在了空中，把巧珍那么一块金子，撂 在了半道上。电影中的孩子们对高加林喊： “哥哥你不 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其实这就是作为道德力量的 一种俯视。作为最大的受害者，刘巧珍自始至终都固守 着传统美德，她知道高加林的远走高飞，有来自于他们 之间的差距——因此在高加林重新回到小村前她就央告 家人，以道德之名来惩罚高加林只会让高走向沉沦。当 然，《(人生》中高加林选择与黄亚萍分手重回乡土，以 及以德顺爷为代表的小村人重又接纳高加林，也暗示着 高加林在经过打击后重又回归道德传统。

二、视听语言

（一）镜头

《人生》在镜头上的运用，始终采取一种比较客观的方式，着力刻画典型人物和典型性格。全片没有一个闪回镜头，比如高加林的民办教师生活，德顺爷的罗曼史讲述，高加林和黄亚萍的高中生活，都没有进行闪回，倒是添加了一些抒情戏，最为典型的是高加林、刘巧珍跟着德顺爷去城里拉粪，两人听德顺爷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爱情史。小说里这本来是一个小细节，电影却讲述了七八分钟。夜色里，叮当的铃声中，两个年轻人坐在马车上听德顺爷荡气回肠的讲述，一同完成了对过去的回忆。同时，从德顺爷的《走西口》开唱，到后来传出的柔情的女声，顿时让人对德顺爷和灵巧的交往场景产生联想。这种用画外音的形式，既缩短了影片的时间，也拓展了空间的范畴，发挥了电影的特性。另一个就是刘巧珍出嫁那场戏，这场戏拍得热热闹闹，唢呐、红盖头、围观的人群，铺陈着很多风俗，其实是典型的以喜述悲。本来刘巧珍是不喜欢马栓的，最后没有办法才违心地答应了他的求婚。这在小说里也是不长的篇幅，但在电影里却用了8分多钟的中近景和跟摄，表现了陕北的传统民俗民风和刘巧珍内心的悲凉。这两段抒情的戏也得的高度赞扬，“我把它比作《人生》上下集中的华彩乐章。……有了它们，故事就显得生机盎然，妙趣横生。”

（二）隐喻蒙太奇

“这部片子要表现的不仅是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的风貌，还应揭示出蕴藏于其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甚至哲学的内涵。”所以，在《人生》中还出现了诸多隐喻蒙太奇。最为突出的是两个，一个是“桥梁”，一个是“冰瀑”。大马河桥在小说里出现了4次，在电影里却出现了7次，这种改动就似美国理·布鲁克斯所言：“一部好小说的标志就是没有改动成不了好影片。”。桥梁作为此岸与彼岸的连接，寓意着“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愚昧”与“文明”、“进城”与“出城”、“现实”与“梦想”、“希望”与“失望”等多重解读。每一次出现都能给人一种冲击，暗示着桥梁下的鸿沟难以跨越，现实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羁绊。电影中出现的冰瀑也是一个颇为明显的隐喻。小说里的故事发生在夏秋季节，但电影里的季节是横跨夏秋冬三季，可以说这是刻意为之，一方面是在时间上冲淡叙事的节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景抒情形成张力。从上到下的白色冰瀑，在电影里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刘巧珍接信后骑车去见高加林，之后高加林提出了分手；最后一次是高加林被处分后，他背着包袱心事重重地回农村。两个镜头一个比一个明显，既表明了深冬这一时间点，又寓意着人生寒冬的到来，颇似美国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在影片中大量运用暗含着死亡的白色意象，吴天明大概是来借此隐喻高加林、刘巧珍两人失去的爱、天真和所有想要得到的东西。

（三）写实风格

《[人生》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吴天明在拍摄时也原生态地呈现陕北风貌，“其目的是要表现生长在大西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思想、愿望和追求”。黄土高坡和九曲黄河，就是《人生》里的典型环境，这也是最为典型的西部特征。为了表达电影的空间真实，安德烈·巴赞推崇长镜头。《人生》中就大量使用长镜头、深焦镜头以及自然光效，通过大远景、大全景等形式刻画黄土高原深处的贫瘠风貌。高加林在山坡上挖地、高加林去集镇卖馍、高加林在县城活动，都有大量的长镜头。其中，大马河川道赶集的场景更为突出。一马平川的大全景里，拖拉机马达声和自行车铃声中，桥头、马路、山川一览无余，衬托出山村的偏远。刘巧珍骑着自行车从远而近，在父亲抑扬顿挫的喊声中越骑越快、越骑越远……浅焦镜头里老大娘骑着毛驴、庄稼汉背着唢呐、担着称杆匆匆忙忙。高加林则手提馍篮，走起路来慢悠悠，浑身不自在。其他一些远景和全景也很突出，如高加林背着行李进城的戏，大远景里高加林义无反顾地走在前面，刘巧珍紧紧跟着、依依不合。高加林和刘巧珍桥头断绝关系的片段，大远景里刘巧珍摇摇晃晃地骑着车子走远了， 留下一脸茫然的高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