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电影在中国落地生根之日起，由文学原著改编电影剧本便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艺术现象。民国时期的文学名著《阿Q正传》《祝福》《药》《子夜》《林家铺子》《家》《雷雨》《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等都曾被改编成电影，艺术上虽然不大成功，但此类尝试作为一个传统却一直不绝如缕。值得玩味的是，民国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马路天使》《十字街头》《桃李劫》《小城之春》《乌鸦与麻雀》等却非改编自经典文学名著。文学文本的经典性与影视改编本的成功与否，从艺术效果而言，存在不必然的对等关系。从个案的角度，在早期由文学作品改编的老电影中，根据左翼青年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成的电影《早春二月》算是一部难得的佳作。这部影片最初在红色政治年代受到大批判，新时期“解冻”后逐渐建构起自身的经典性地位。《早春二月》的改编在情节上遵从原著《二月》的故事轮廓，在作品内核主旨与作者创作动机等问题上，表现出特殊时代语境下的卓异探索勇气，是我们窥探文学与电影之间特殊“重写”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代表性文本

一、 改编:“前文本”与“后现本”

《早春二月》是“十七年”时期的一部经典故事影片。电影由谢铁骊编剧并执导、李文化摄影，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等主演，北京电影制片厂1963年出品。目前，学界关于这部影片的既往讨论，多围绕左倾思潮对影片中人道主义、人性主义思想的失当评价而展开，尚少从原著与电影比较对照的方式对影片的“改编”艺术作出分析的。

《早春二月》由小说《二月》改编而成，但影片的叙事脉络却非亦步亦趋局限于原著的情节，从改编艺术的角度，《早春二月》可以理解为导演和编剧对《二月》所做的一种阐释。根据罗伯特·斯塔姆教授的理论，《早春二月》也称得上是“写在羊皮纸上的新字”，小说“前文本”为电影“后现本”的“再创作”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早春二月》讲述了爱国青年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中学后的种种遭遇，“启蒙”视角和“情感”纠葛是影片从小说《二月》中抽离出来的两条主要线索。知识分子的启蒙批判视角在这部影片中贯穿始终，萧涧秋在芙蓉镇的经历，是在一系列“看/被看”的故事情境中展开的。可以说，《早春二月》讲述的是一位知识分子下乡镇后的所观、所感、所历、所受，他原本怀抱一腔奔赴世外桃源的热望来到这个地方小镇，最后的结果却是带着满腹悲愤失望而仓皇逃离。从这些故事框架和叙事脉络的着眼点看，影片和原著的观照视角是总体一致的，但影片在对男主人公情感特质的解读上与原著小说提供的信息有较大游离，失之简单。譬如，影片将男主人公萧涧秋的深层行为动因聚焦在他与陶岚、文嫂两位女性的情感纠葛上;然而，从《二月》的小说文本来看，萧涧秋对文嫂之女采莲明显有更深的情感牵挂，他的迷惘与徘徊不惟关乎革命与爱情，更与人性自身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影片中的萧涧秋在芙蓉镇主要做了三件事:教书、恋爱、行善，这三件事无不严重受阻，接踵而至的打击将他的启蒙美梦一个个推向黑暗的深谷。接受同学陶慕侃之邀的萧涧秋在跑遍祖国大江南北后，来到芙蓉镇中学教书原是抱着“教育救国”的初衷的。他希望依靠一己之力“有所为”，他设法让采莲上学，热切关心贫寒农家子王福生。影片对王福生担柴到早市售卖情节的特写，是异于小说的一个细节处理，为的是突显王福生退学一事对萧涧秋启蒙幻影破灭的直接影响。萧本指望能救活文嫂采莲一家，让这家三口人勉强活下去，没想到非但未成功，反倒招来村里恶毒的流言舆论逼死了文嫂;萧所关心的樵农之子王福生，起早贪黑、设法求学，这让他看到一种朦胧的希望之光，但这光芒最后还是被贫困覆灭了:王福生的父亲在上山砍柴时摔断腿，他不得不退学。萧与陶岚过于文明、现代的恋爱方式，也引来村人的各种非议。

那么，影片中阻滞和反对萧涧秋的力量究竟是什么呢?在《早春二月》中，是否也存在一个鲁迅笔下鲁四老爷那样的封建大夫呢?答案似乎并不明朗。正如有研究者发现的［2］，传统权威的“父亲”形象在这部影片中是缺席的:萧涧秋无父无母;陶岚没有父亲，哥哥陶慕侃为人中庸，毫无为兄为父的威严;钱正兴的父亲是一位根本未出场的地方士绅;为文嫂儿子治病的医生，也猥琐滑稽，唯唯诺诺。权威象征的缺位，使得影片中负面舆论的制造者主要聚焦在普通的路人邻居和方谋这样的校方同仁上。

于此可见，延续鲁迅启蒙批判传统的柔石对“礼教吃人”命题的思考，已从抽象的封建观念转移到根深蒂固的文化积习上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席卷全国后，在江浙地区的这个小镇上，革新的空气虽已吹来，女性有了受教(采莲等)、从教(陶岚等)的机会和可能，方谋、钱正兴等人也关心时局、具备一定的知识素养，但腐朽的贞节观、害人的毒流言、落后的性别理念，却也正出自这些年轻一辈之口。影片通过萧涧秋之眼来审视芙蓉镇，叙写革命风暴后的真实风景，是想将文化革新的艰难历程呈现出来。总的来看，在“启蒙”的叙事维度上，影片“后现本”的改编应该说是对原著“前文本”思想立场的诚实遵从，这一处理为影片确立了艺术视野和叙事方向。

二、 成规改编对小说爱情叙写的误读

影片“后现本”对原著“前文本”偏离较大的地方，是《早春二月》把萧涧秋、陶岚之间的关系处理成了一对情侣。和小说《二月》相比，电影前半段对陶之主动、萧之矜持的关系状态把握相对准确，但从萧涧秋接到朋友寄来的杂志《新青年》这一情节起，萧、陶在电影中的关系就变成精神相契的恋爱对象了，而这是不符合原著事实的。

诚如蓝棣之在其论著中所睿智洞察到的，《二月》中萧涧秋的刻骨铭心的情感波动，对象所系其实主要在小女孩采莲而非陶岚身上。从小说文本提供的细节看，萧对陶自始至终采用的都是延宕策略，对于陶的热情追求，他不是以“‘自由＇是我底真谛，家庭是自由的羁绊”之类言辞推脱，就是用“恋爱呢，我实在不愿说它，结婚呢?我根本还没有想过”“不要谈这种问题罢!这种问题是愈谈愈缥缈的”等说法躲躲闪闪。在柔石的笔下，萧对陶根本未达到恋爱的程度，有的只是陶的单相思。相反，对于文嫂之女采莲，萧涧秋却颇多爱抚亲吻的动作表现;每次过村西桥头探望采莲归来后，萧都心情大好，小说也有“萧涧秋在雪上走，有如一只鹤在云中飞一样。他贪恋这时田野中的雪景，白色的绒花，装点了世界如带素的美女，他顾盼着，他跳跃着，他底内心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微妙的愉悦”等作为呼应的风景和心理描写。可见，对于萧涧秋因喜爱采莲而产生的复杂情愫，作者柔石是心知肚明的。小说第五章开篇，萧涧秋曾有一段内心话:“我已经完全为环境所支配!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我接触了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底感情的飞沫，我几乎将自己拿来麻痹了!幸福么?苦痛呢?这还是一个开始。不过我应该当心，应该避开女子没有理智的目光的辉照。”按常规思维，读者一般认为这里“两种模型不同的女性”指的是陶岚和文嫂。事实上，文嫂在小说中是一个深陷丧夫悲痛中的“妇人”，她从未用没有理智的目光看过萧涧秋。在这里，把采莲对萧涧秋悲悯之情的唤起，视作萧涧秋内心情感冲击的来源，是更为妥当的。后文中，陶岚的追求者钱正兴“芙蓉芙蓉二月开，一个教师外乡来”的匿名信，既为小说《二月》点了题，其以“芙蓉”指称采莲的隐喻方式，其实也为萧涧秋的情感迷局提供了答案。可以说，小说的情感线索正是围绕萧涧秋与陶岚、萧涧秋与采莲同时组织、展开的。

影片对小说爱情叙写的这种误读，在小说的普通读者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究其原因，大概是根据我们的常理观念，成年人的恋爱才容易被“看到”，也是能够被广泛“理解”的，这是观众或读者的兴奋点所在。至于萧涧秋对采莲因喜爱而产生的深刻悲悯，这种无任何利益诉求的人道主义情怀，在“十七年”或政治敏感时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假道学，在正常年代则被认为是不合伦理常规的。于是，柔石苦心经营的双线情节隐喻构架(萧涧秋与陶岚、萧涧秋与采莲)，就这样被观众和读者疏忽而过。

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既然三角恋爱是受众所喜闻乐见的，那么电影将萧涧秋与陶岚、萧涧秋与文嫂作为情感纠葛的表达主线，亦可视为一种遵从大众观赏期待的改编策略。事实的情形是，《早春二月》这部历史久远的老电影，在笔者负责授课的大学课堂上，迄今仍能俘获年青学生的心。这部文艺片之所以能穿越时空成为经典，一方面是影片充满诗意的镜头语言产生的恒久魅力，另一方面与影片对三角恋爱的改编处理方式也是有关系的。

三、 潜在革命叙事与诗化乡土的解构

《早春二月》在1963年拍摄完成后，很快遭到各界批判被称作“大毒草”。何以如此?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部影片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故事结构方式，其潜在的革命叙事对“十七年”主流话语的背离，应该都是与六十年代中后期极左文艺思想主导下的意识形态风向标相去甚远的;更重要的，这部影片对诗化乡土神话的解构，就解放后由“三红一创”等红色经典作品所确立的历史主体话语而言，也构成了直接挑战。

《早春二月》中的革命叙事是以副线的形式存在的。李志豪、陶慕侃、萧涧秋可谓当时有志青年的代表。他们三人是大学同学，因出身和选择不同，境遇和结局也大相径庭:李志豪出身寒微，他报考黄埔军校进而投身革命，后在战斗中牺牲，留下可怜的妻子和一双儿女;陶慕侃家境较为殷实，就未选择加入革命洪流，而是回到家乡本土搞教育，走的是实业救国的路子，生活相对安稳;萧涧秋自幼为孤儿，无所牵挂，他的人身道路选择介乎李、陶之间，先是为革命东奔西跑，在革命落潮期转战到地方做实事，后因深陷人世情感漩涡不得不离开避居地，重回城市寻找革命的方向。于此可见，身为左翼作家的柔石，在这个故事中接续的是鲁迅开创的五四启蒙批判传统，他不像沈从文、废名那样把乡村放置于都市的对立面，建构起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而是直面乡村的陋弊:《二月》中的芙蓉镇与鲁迅小说中的鲁镇非常相像，这里的老百姓思想闭塞、精神愚昧，革命者在这里不是被逼死就是被逼走。萧涧秋初来此地时，本是想寻求一个“世外桃源”的，岂料短短几个月过去，他发现这里也是一个乱箭横飞的“是非窝”。应该说，《二月》映现了身为革命者的作家柔石，在大革命失败后对家国民族、社会现实的真实心理观察，萧涧秋即是他的化身。

客观而论，除了萧涧秋、陶岚、文嫂之间的情感矛盾，《早春二月》对《二月》的改编基本是符合原著精神的。《早春二月》在六十年代作为特例典型遭到公开批评，关键在于应了那句老话: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谢铁骊等人之所以会在六十年代初拍摄这部影片，是因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各方面政策显露出松动迹象，“记得在1961年的6月，当时文化部在新侨饭店召开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周总理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发扬艺术民主和尊重创作规律等问题，明确提出反对‘五子登科＇即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地投身艺术创作”［6］。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在五十年代政治高压环境下熬过来的知识分子，便重燃起创作的热情，希望借此舒张一下思想上的愤懑之气。《早春二月》对革命神话、诗化乡土的解构，对知识分子启蒙权威的彰显，对人情人性、日常生活的细致描画，此种情节和思想意指，在不久即卷土重来的极左思潮风暴中，很快成为了言之凿凿的诸般“罪有应得”的证据。

四、 结语

电影《早春二月》对小说《二月》的改编，从观众接受的效果来看总体是成功的。这部影片较好展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它以江浙一带一个小镇的缩影，折射了时代的风雷，状写了乡村的迁变。影片对知识分子启蒙视角的坚守，对革命神话的犹疑与消解，对底层民众愚弱灵魂的刻画，对乡村风土人情的细节呈现，都是忠实于原著精神的出色演绎。影片对萧涧秋、陶岚情感关系的浪漫化改编，既有受制于常规思维的误读因素存在，也与原著象征隐喻式的晦涩表达技巧有一定关系。但不可否认，这种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误读改编，对人物思想的解读虽有狭隘化、庸俗化倾向，无意中倒也正向促进了影片的接受和传播。影片在“十七年”时期遭受的批判，是它与特殊时期“三突出”“两结合”权威指导思想偏离的结果，其穿越时空不曾消散的艺术魅力至今仍感染着我们。